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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远的丙肝人生

(二)

清晨,冰冷的浓雾将整个村子笼罩了,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,像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。站在屋子门口,甚至看不清马路对面的麦田。我走进田野,发现白露成霜。

在农舍露天的院子里,围着燃烧的柴火,我采访着陆续而来的丙肝患者。我坐在矮小的板凳上,隔着袅袅的青烟和他们谈话,一边红着眼睛,一边敲打键盘。偶尔抬头,能看到院子墙外高大的杨树和清冷的天空。

故事的情节雷同,都是关于在2010年至2012年间,他们在村边西头的李俊超诊所输液治病。从2010年开始,村医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,村民们染上了丙肝。

村医李俊超擅长治疗黄疸型肝炎。每个疗程的治疗收费约1万元。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怀疑,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肝炎病人而起了“黑心”。2013年,村医被起诉了非法行医罪。如今,该案尚未开庭,其犯罪的动机未能确证。

重复的情节,寒冷的天气,偶尔会让我不耐心,怀疑自己失去了可以被感动的心性。甚至当一些老人和妇女在我面前哭泣,我也没觉得那是悲痛,只不过是一种痛过之后的忧愁。

是的,我来晚了。2012年夏天,悲痛已经发生了。那时候,约7个乡村,共800多人被突然查出丙肝病毒,一种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传染病。很多人要立即住院,县城医院的走廊里都注满了病人,甚至一张病床,躺着几个病人。

当我得知疫情,进村采访,已是2014年1月。肉体的疼痛、精神的焦虑,经济的贫困,歧视的眼光,对未来的忧虑,成为了丙肝患者的日常生活内容。

圉镇的经济收入,主要靠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当建筑工人。麦子成熟的季节,他们就回来干农活。忙完后,他们就再进城找工地。老人和孩子,留守在村里,他们看病就近治疗,依赖村医。所以,在杞县的丙肝疫情中,患者主要是老人和孩子。也有部分年轻人感染了丙肝,那是因为他们农忙时得病了,找李俊超看病,曾输液。

疫情发生后,很多妇女就不再出外打工,留在家里照料病人。有的年轻男人,得了丙肝,也不出外打工了。在过去的两年,就呆在村里,等着隔天注射干扰素。干扰素让他们变得疲乏,得胃病或者甲亢。他们等着两年后,看病毒能否降下来。如果可以,就能进城找活干了。但是,他们认为,体力远远不如从前。

还有一对得病的姐妹,姐姐在开封继续读大学,妹妹放弃了读大学,回高中复读,只为了隔天一次的免费注射干扰素。父母每一个月给姐姐送去干扰素和注射针头。找校医注射,一次要5元。她曾想省钱,学着自己扎针。扎了几回,她还是不敢继续,说“对自己下不了手”。妹妹留在村里,有卫生所的医生帮她扎针,可是,第二次高考的心里压力,让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难以承受。她们的父母对我说,复读后,妹妹再也没有笑容了。

尽管如此,他们都很平静地表述。新闻的现场已经没有了容易触动人心的感情宣泄或者场景,我陷于写稿的困恼。张进说,采访时间太短了,才一个星期。起码要半个月的时间,住在那里,了解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,如何求医问药,村医的生存状况。他一再强调要丰富的社会背景,村医生态的细节,要有“厚重感,不能单线条”。

可是,我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。我据经验判断,三五天之后,官方肯定会知道我在村里调查疫情。我一个人在那里,无法保护采访资料。有个村民说,你赶紧收集证据,然后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吧,否则杞县的丙肝疫情就出不了这个省份。

这是我不能继续深入采访,写出好稿的理由,也是自我开脱的借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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