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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远的丙肝人生

摄于 2014年1月16日。被砸后的李俊超诊所李俊超在村中行医31年,擅长医治黄疸型肝炎,每个疗程收费1万元。他承认,从2010年开始,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。截至2013年底,至少800人感染了丙肝,2012年,疫情被曝光。那年夏天,愤怒的群众把李俊超的家和诊所都砸了。此图片,是被砸后的诊所。

(三)

春节假期之末,我在家乡的小镇写稿,反复看采访笔记,无数次重写文章的开头。那么多的故事,那么多的人物,我觉得顾此失彼。

离家前的最后一夜,下起雨来,特别凄凉。我在窗边继续写稿。窗外是宽阔的江水,脚下是一盆冒烟的炭火,我再次红着眼睛敲打键盘。

清晨6点多,突然惊醒,发现自己竟然在坐姿中睡着了。电脑屏幕,闪亮着刚写完的孕妇患者故事。

最后,因版面缘故,她和其他一些人的故事被删除了。

她是让我难忘的采访对象。

2010年,她在村医李俊超诊所输液治感冒。后来被查出丙肝抗体为阳性,但是没有病毒。结婚前,她把病情告诉了当时的男友。

男友没嫌弃,仍然和她在一起。

后来,他要和她生孩子。医生说,剖腹产可以降低孩子得病的几率。

2012年,怀孕6个月时,她被查出有丙肝病毒。她说,“那时候,已经有胎动了。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他,情愿这辈子只要这一个孩子。世界上没有治不了的病”。

她接受我采访时,我帮她抱了一会儿孩子,一个丙肝抗体也是阳性的婴儿。

她向我倾诉了很多,关于被丙肝改写的人生。我没能找到一种想要的感觉,用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那些人的故事。我自问,是否内心适应了悲剧?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,敏于感受?锐于发现?还是因为丙肝患者的人生看上去已是那么的平淡,各种疼痛成为了他们已经接受的生存状态?

发稿前,我采访了杞县的副县级干部、卫生局局长和开封市的卫生局副局长。那个副县级干部,“老表,这个事情过去两年了,村医也抓了,你还采访干嘛?你说吧,你真实的目的是什么?”

“我想知道,两年了,为什么还没能确定疫情的感染源?”我还继续问了,“为什么,两年了,疾控部门还没做流行病学调查?”

他生气地说,“你再这样纠缠,我就挂电话了。”后来,他真的挂了。

他比那个副局长好一点。那个副局长在接通电话后,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,“好酒量”,第二句话是回答我的:“我正在开会”。第三句话是,“丙肝的事情,和我无关”。

打完电话,我替那些丙肝患者的未来感到悲观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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