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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打我,也不要通缉我

  在法治记者这条道路上,我还会走多远?我没有答案。只是至今,我还在路上。道路狭窄且漫长,迷雾笼罩,让人只能看到眼前,不见未来。

几个月前还在纠结,想着不做记者了,特别是法治记者。爸爸说,这份职业危险,让他不放心。妈妈说,不斯文,一天到晚东奔西跑,抛头露脸。从九岁开始,妈妈就让我站在灶台边,学做菜,学做人家的妻母,并且教育我“男人是树,女人是藤”。可是,至今我都没有过上妈妈想要我过的生活。

家人帮我在广州准备了房子(注:我是承租方),说,“别做记者了,也不要在北京混了,那个城市不适合生活”。那时候,是财新创刊之初,工作压力非常大。很想逃,渴望着安逸舒展的生活。内心挣扎了一段时间,想着“快刀斩乱麻”,于是和领导说,想辞职。

   最终,还是舍不得财新,我竟然已经对这个团队产生了敬意,并且对其中的某些人产生了真挚的依恋。

上帝真是狡猾,他给予凡人的幸福通常都不纯粹,总会伴随着痛苦。

所以,走在这条路上,是痛并快乐着。

7月28日,周三。这是记者的交稿日,每周最忙碌的日子。我又在办公室写稿,关于囚犯在监狱失明的案子,这个事情很血腥,揭露了监狱的黑幕一角。这种话题,对于某些人来说,无疑是很“敏感”的

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2010-07-31/100165828.html《凤凰山囚犯失明记》

晚上,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快餐。听说《经济观察报》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而被通缉的消息已被证实。我很激动地对评论部的同事说,“在这件事情上,我们财新要有所作为啊!”当时的心情,除了气愤,就是物伤其类。

那个同事说,他还不知道我们财新的高层如何考虑,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

当时,我听了很郁闷。在李庄事件发生时,我也对着北京的几个大律师激动地说,北京律协要有所作为啊,律师要团结起来啊,这事关律师职业的独立人格。最后,很讽刺的是,司法部通报李庄案,并要求各地律师协会以李庄案为例,在律师队伍中开展“警示教育”。

那天晚上,写稿写得异常烦躁不安。一直以来,记者的采访权利都得不得保障,可是,最近竟然演变成人身权利都得不得保护。当这种威胁和危险源自公权力,是万分的恐怖。

我心里发慌,想着,万一手头的稿件让某些人气急败坏,他们会不会派人来打我?如果他们来打我,财新公司能不能保护我?我超级怕疼,以前脚扭伤了,都会疼得昏倒。

凤凰山监狱案的司法材料显示,在监狱里,人有可能会非正常死亡,也有可能会被暴打。有已出狱的人在律师笔录中说,狱警的镐把一抡起,他的无名指就折了。天啊,多像武侠小说的情景,比梅超风都厉害。

吃饭后的一两个小时,我一边看材料,一边抬头看窗外的黑夜,胡思乱想,安静不下来。跑去找保安,请他把办公室的窗户都打开,我觉得,空气太闷了,缺氧,呼吸困难。保安打开了一扇,然后很为难地说,如果都打开,空调的冷气就跑光光了。

我妥协了,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神经质。

后来,终于不闹腾了。很安静地写作了,写得很仔细,保证每个事实的细节都有足够的证据。

写着写着,突然要打电话给故事的主角打电话,想核实一些事情。电话无法接通。按照习惯,我编了个短信,希望他开机后回电。编了一半,忽然醒悟,他是双目失明。然后,骂了自己一句,“真笨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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