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挪威的律师像李庄

我觉得李庄很可怜,是个超级倒霉蛋,以至于我在挪威休假,都还想起他。

周二那天,我泡在卑尔根的哈德兰德法院,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刑事案件。那是一种灵魂出窍的奇特经历——看着眼前的挪威法庭,思绪飘回苦大仇深的祖国,想起自己作为法治记者的一些经历。

看着法庭上的每个角色,我都情不自禁地与中国对比。听着听着,忽然心疼起自己,原来我在国内一直活得如此紧张不安,可是,竟然已经习惯了。

下火车后,我在雨里狂奔。我对法院咨询台的女士说,想旁听庭审,随便一个刑事案件都行。她没问我国籍、姓名、目的,甚至也不需要我出示任何证件,只因为我是个人,就同意我旁听。这个过程,只花了两分钟。

在北京采访,如果是普通案子,我要说得出法官的姓名,才能拿到旁听证;如果是重大案件,我几乎不可能进入法院的大门;就算幸运地混进去,也只能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和走廊。如果被法警发现了,他们就会把我押出法院。在黄光裕案宣判那天,他们就是那样子对我的。我曾试过在山东的法庭上质问法官,既然案件不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,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关门审判?可是,法官狠狠地一敲法槌,大声斥骂,“我是法官,叫你出去就出去”。此类经历,不胜枚举。偶尔,法院也有欢迎媒体采访的案子,让电视台记者把被告当石膏像一样放肆拍照。

言归挪威。那个法院像菜市场一样,敞开大门,竟然不用安检,毫不设防,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有。无论是大门还是法庭门口,都没有法警站岗。我很诧异,他们的威慑力从何而来?为什么不怕人们持枪攻击法院呢,就像我们湖南长沙那个事件?

终于可以在法院出入自如了。可是,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,四处张望,暗暗忐忑,“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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