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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顺虎案采访倒霉记

审判何曾公开?

5年来,我无数次向北京市的中级法院申请旁听案件。成功者,无一例。

前些天,山东的法庭用微博直播了一个重大案件。据此,有些人对中国未来的审判公开,有了乐观的期待。我没有。

我认为,遥远的某一天,法院回归了独立司法的本义,才可能践行公开审判。否则,过于明显的政治工具化,让它习惯于遮掩或者表演。

被法警驱逐

9月4日,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。我提前了两天联系法院,申请旁听。开庭当日,我是第一个赶到法院的记者。

可是,申请仍然没被获准。旁听席共20个,其中8个留给了法院内定的官方媒体。

在北京一中级法院申请旁听普通案件,要说出法官的姓名。在二中院则还需要说出法庭序号,当事人的姓名。遇到高官贪腐案,法院会内定旁听名单,对外宣称“旁听席已满”。事实上,法庭的椅子是可以随意增减的。

法律规定,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,所有案子都应该公开审判。中国公民,凭身份证就能旁听。可是,这些法院私设障碍,明显违法,让人焦虑绝望,无处申告。

苏顺虎案,被拒绝旁听。此后,我想办法申请了一个民事案件的旁听证,像做贼一样,忐忑不安地进入法院。

在第三法庭,当时旁听席只坐了两个人。我选择了角落的位置。可是,被发现了。一个领导过来质问,“你是怎么进来的?”我坦言,“用其他案件的旁听证。”

领导当即斥骂,“作为媒体,你怎么能这样?”

我很生气,“作为法院,你们怎么能关门审判?”

领导说,“我们是公开审判。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都在这儿。”

我很想问他,除了法院规定的通稿,他们还能报道其他内容吗?

可是,书记员已经气冲冲地过来了,“你赶紧出去!”然后,抬头大声呼喊,“法警,叫法警过来。”

我问他,“庭审还没开始,我坐在这里,难道扰乱法庭秩序了吗?”

他们无语,我离开法庭。但是,我舍不得走远,坐在走廊的休息椅上,心情紧张,莫名其妙地害怕。

几个月之前,二中院审判深航案的李泽源等人,我也是守在走廊。一个女子带着领导过来,远远地指着我说,“就是她,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,可能是记者!”

我注视着她,用平静的语气说,“我确实是记者。请你把手放下,这是对我起码的尊重。”

后来,领导没赶我走,吩咐她坐在法庭门口,盯着我。

可以想象,在法庭门口,有着我多么倒霉的记忆。苏顺虎案,也没能成为例外。

我守到下午1点42分,终于看到因雨天堵车而姗姗来迟的苏顺虎。

在法警推开电梯间大门的一刹那,我看着他,他也平视着我。59岁的他头发和胡须都花白了,身体很消瘦,神情憔悴但是平静。那一刻,我心头涌起一种感觉,“高官落马了,也挺可怜的”。突然,很想喊一声他的名字。可是,他转身慢慢地走向法庭门口。我条件反射式地用手机拍摄。

法警马上吆喝,围过来,命令我立刻删除照片。

一个法院的领导站在旁边责骂,“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做这些事情?”“我没偷偷摸摸,光明正大地做。是你们审判不公开,法院甘心做反腐的遮羞布,”我反驳说。

后果很严重,我被法警押出了法院大门。

念记

尽管被驱逐出门,我没有怨恨。我相信,在这个缺乏人味儿的体制内,有些人的内心仍然柔软、清醒,没被异化,就像那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人。

我一直想找到他。当年,他是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2008年,我刚当记者。那年冬天,我要去旁听新华人寿前董事长关国亮的案子。被拒绝后,我想办法进入了法院。

在法庭的后门,趴在地上,用耳朵贴着门缝听。

法院的工作人员通过闭路电视,发现了我的行踪。一个年轻小伙子朝我走来。我仍然记得,他身材很高大,是圆脸,皮肤看上去很好,像唐僧。

他请我离开。我求他说,“再听一会儿,就一会儿。”他微微一笑,像一朵花绽放在我的心里。

我继续趴着听。可是,一股妖风吹来,门开了。他再次走来,身边多了一个领导和法警。法警吆喝着说,“我把她押出去!”他严肃地制止了,“放开她,让她自己走。”

那一刻,我很狼狈,想和他道别,又不敢扭头看他。

后来,我总觉得欠他一句谢谢。几个月之后,终于鼓起勇气,给法院打了电话。对方问我找谁,我面红耳赤地说,“一个身材大概1米8,圆脸的,皮肤很白净的小伙子。”“这样的人,我们有很多,你找哪一个?”我羞于继续,挂了电话。

此后经年,再也没见到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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