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判何曾公开？

　　5年来，我无数次向北京市的中级法院申请旁听案件。成功者，无一例。

　　前些天，山东的法庭用微博直播了一个重大案件。据此，有些人对中国未来的审判公开，有了乐观的期待。我没有。

　　我认为，遥远的某一天，法院回归了独立司法的本义，才可能践行公开审判。否则，过于明显的政治工具化，让它习惯于遮掩或者表演。

　　被法警驱逐

　　9月4日，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。我提前了两天联系法院，申请旁听。开庭当日，我是第一个赶到法院的记者。

　　可是，申请仍然没被获准。旁听席共20个，其中8个留给了法院内定的官方媒体。

　　在北京一中级法院申请旁听普通案件，要说出法官的姓名。在二中院则还需要说出法庭序号，当事人的姓名。遇到高官贪腐案，法院会内定旁听名单，对外宣称“旁听席已满”。事实上，法庭的椅子是可以随意增减的。

　　法律规定，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，所有案子都应该公开审判。中国公民，凭身份证就能旁听。可是，这些法院私设障碍，明显违法，让人焦虑绝望，无处申告。

　　苏顺虎案，被拒绝旁听。此后，我想办法申请了一个民事案件的旁听证，像做贼一样，忐忑不安地进入法院。

　　在第三法庭，当时旁听席只坐了两个人。我选择了角落的位置。可是，被发现了。一个领导过来质问，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我坦言，“用其他案件的旁听证。”

　　领导当即斥骂，“作为媒体，你怎么能这样？”

　　我很生气，“作为法院，你们怎么能关门审判？”

　　领导说，“我们是公开审判。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都在这儿。”

　　我很想问他，除了法院规定的通稿，他们还能报道其他内容吗？

　　可是，书记员已经气冲冲地过来了，“你赶紧出去！”然后，抬头大声呼喊，“法警，叫法警过来。”

　　我问他，“庭审还没开始，我坐在这里，难道扰乱法庭秩序了吗？”

　　他们无语，我离开法庭。但是，我舍不得走远，坐在走廊的休息椅上，心情紧张，莫名其妙地害怕。

　　几个月之前，二中院审判深航案的李泽源等人，我也是守在走廊。一个女子带着领导过来，远远地指着我说，“就是她，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，可能是记者！”

　　我注视着她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，“我确实是记者。请你把手放下，这是对我起码的尊重。”

　　后来，领导没赶我走，吩咐她坐在法庭门口，盯着我。

　　可以想象，在法庭门口，有着我多么倒霉的记忆。苏顺虎案，也没能成为例外。

　　我守到下午1点42分，终于看到因雨天堵车而姗姗来迟的苏顺虎。

　　在法警推开电梯间大门的一刹那，我看着他，他也平视着我。59岁的他头发和胡须都花白了，身体很消瘦，神情憔悴但是平静。那一刻，我心头涌起一种感觉，“高官落马了，也挺可怜的”。突然，很想喊一声他的名字。可是，他转身慢慢地走向法庭门口。我条件反射式地用手机拍摄。

　　法警马上吆喝，围过来，命令我立刻删除照片。

　　一个法院的领导站在旁边责骂，“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做这些事情？”“我没偷偷摸摸，光明正大地做。是你们审判不公开，法院甘心做反腐的遮羞布，”我反驳说。

　　后果很严重，我被法警押出了法院大门。

　　念记

　　尽管被驱逐出门，我没有怨恨。我相信，在这个缺乏人味儿的体制内，有些人的内心仍然柔软、清醒，没被异化，就像那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人。

　　我一直想找到他。当年，他是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。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　　2008年，我刚当记者。那年冬天，我要去旁听新华人寿前董事长关国亮的案子。被拒绝后，我想办法进入了法院。

　　在法庭的后门，趴在地上，用耳朵贴着门缝听。

　　法院的工作人员通过闭路电视，发现了我的行踪。一个年轻小伙子朝我走来。我仍然记得，他身材很高大，是圆脸，皮肤看上去很好，像唐僧。

　　他请我离开。我求他说，“再听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”他微微一笑，像一朵花绽放在我的心里。

　　我继续趴着听。可是，一股妖风吹来，门开了。他再次走来，身边多了一个领导和法警。法警吆喝着说，“我把她押出去！”他严肃地制止了，“放开她，让她自己走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我很狼狈，想和他道别，又不敢扭头看他。

　　后来，我总觉得欠他一句谢谢。几个月之后，终于鼓起勇气，给法院打了电话。对方问我找谁，我面红耳赤地说，“一个身材大概1米8，圆脸的，皮肤很白净的小伙子。”“这样的人，我们有很多，你找哪一个？”我羞于继续，挂了电话。

　　此后经年，再也没见到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