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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远的丙肝人生

2014年春节前,我去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荆岗村调查丙肝疫情。那个村庄距离郑州市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。

采访之后,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遥远,像一个孤岛。村中的丙肝疫情已有3年多,却一直难以逃脱“维稳”的笼牢。在笼牢里,各种疼痛、忧愁、惶恐、无奈和挣扎,已经成为数百个丙肝患者的人生。

圉镇的麦田。杞县圉镇是农民工的故乡。90%的男人出外当建筑工人。麦子成熟的季节就回乡,然后,再进城,犹如候鸟。妇女也跟随外出打工。留守老人、孩子只能就近找村医。此次丙肝疫情,患者多数是老人和孩子。

(一)

出发前,张进说,希望写出当地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疫情的背景,要有厚重感。我选择住在村庄里,和丙肝患者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。

那是麦田包围的村庄,仿佛连绵成片的田野才是主角,农舍不过是点缀。农舍之间,隔着杨树林和大坑式的荒地。那几天,天气极其寒冷,一位村民开着电动三轮车带我去采访丙肝患者。三轮车后面有个折叠小板凳,我坐在上面,裹着棉被,一路颠簸。清晨穿越浓雾,夜里走过漆黑。

我住在丙肝患者家里,心里曾犹豫是否要用自己带来的饭盒。一位北京的临床医生对我说,母婴传播、体液、血液都可能传染,而唾沫也属于体液。于是,我随身带了四十多个医用口罩、杯子和饭盒。

后来,一位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说,采访谈话不必戴口罩,共同吃饭也不会传染,让我放心。

于是,我没有任何防护地采访了很多丙肝患者。尽管如此,并不说明我真的放心。那几天,我都生活在对丙肝病毒的恐惧当中。甚至,当我写这篇手记的时候,都在想,以后要做一下丙肝检查。我怕影响自己的女儿,担心万一得病,活得有气无力。也担心,如果有一天,我有机会生二胎,却感染了丙肝。

荆岗村村民不烧炕。夜里极度寒冷,冰冷的空气简直快要让血液停止流动。寒风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钻进来,呼呼作响。我用棉被盖住头,一边打冷战,一边胡思乱想。

白天采访的时候,无数村民说,害怕孩子日后难以嫁娶,难以谋生,而他们也将老无所依。也有村民说,一家四口都在村医李俊超诊所看过病,输过液,所以全得了丙肝。检查结果出来那天,夫妇俩在医院走廊里抱头痛哭。

夜里,我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,才能回味出那种绝望。

有时候,窗外的马路突然亮起车辆的灯光,我就会担心是不是有政府官员找上门来了。

后来,只有一个村卫生所的女医生找来。她认为我白天在卫生所拍照片是为了害她。她,不过是政府指定为村民注射免费干扰素的医生而已,对疫情毫无责任。

可是,她恐惧,尽管她也说不清恐惧什么。那个晚上,在我住的房子门口,她双手勒着我的围巾,竭斯底里地大声哭喊。我本能地双手抓住围巾,拼命往下扯,保持呼吸。我没害怕,竟然很冷静,脑子里还闪过一个疑问,“难道她想勒死我吗?“

当地政府没有依法处理这场疫情,用“维稳”的思维来打压和掩饰。他们殴打患丙肝的上访者,要求他们签字承诺不上访。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的第二天,就有村民给我打电话说,公安局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。

“维稳”这种东西,会营造一莫名其妙的恐惧气氛,谁都不能幸免,包括政府官员。所以,我理解那个女医生。我对她没有记恨,甚至觉得自己有错在先。有时候,记者的镜头对于别人来说,是冒犯。

就这样,神经兮兮,饥寒交迫,数夜无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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