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春节前，我去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荆岗村调查丙肝疫情。那个村庄距离郑州市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。

　　采访之后，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遥远，像一个孤岛。村中的丙肝疫情已有3年多，却一直难以逃脱“维稳”的笼牢。在笼牢里，各种疼痛、忧愁、惶恐、无奈和挣扎，已经成为数百个丙肝患者的人生。

圉镇的麦田。杞县圉镇是农民工的故乡。90%的男人出外当建筑工人。麦子成熟的季节就回乡，然后，再进城，犹如候鸟。妇女也跟随外出打工。留守老人、孩子只能就近找村医。此次丙肝疫情，患者多数是老人和孩子。

　　（一）

　　出发前，张进说，希望写出当地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疫情的背景，要有厚重感。我选择住在村庄里，和丙肝患者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。

　　那是麦田包围的村庄，仿佛连绵成片的田野才是主角，农舍不过是点缀。农舍之间，隔着杨树林和大坑式的荒地。那几天，天气极其寒冷，一位村民开着电动三轮车带我去采访丙肝患者。三轮车后面有个折叠小板凳，我坐在上面，裹着棉被，一路颠簸。清晨穿越浓雾，夜里走过漆黑。

　　我住在丙肝患者家里，心里曾犹豫是否要用自己带来的饭盒。一位北京的临床医生对我说，母婴传播、体液、血液都可能传染，而唾沫也属于体液。于是，我随身带了四十多个医用口罩、杯子和饭盒。

　　后来，一位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说，采访谈话不必戴口罩，共同吃饭也不会传染，让我放心。

　　于是，我没有任何防护地采访了很多丙肝患者。尽管如此，并不说明我真的放心。那几天，我都生活在对丙肝病毒的恐惧当中。甚至，当我写这篇手记的时候，都在想，以后要做一下丙肝检查。我怕影响自己的女儿，担心万一得病，活得有气无力。也担心，如果有一天，我有机会生二胎，却感染了丙肝。

　　荆岗村村民不烧炕。夜里极度寒冷，冰冷的空气简直快要让血液停止流动。寒风不知道从哪个缝隙钻进来，呼呼作响。我用棉被盖住头，一边打冷战，一边胡思乱想。

　　白天采访的时候，无数村民说，害怕孩子日后难以嫁娶，难以谋生，而他们也将老无所依。也有村民说，一家四口都在村医李俊超诊所看过病，输过液，所以全得了丙肝。检查结果出来那天，夫妇俩在医院走廊里抱头痛哭。

　　夜里，我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才能回味出那种绝望。

　　有时候，窗外的马路突然亮起车辆的灯光，我就会担心是不是有政府官员找上门来了。

　　后来，只有一个村卫生所的女医生找来。她认为我白天在卫生所拍照片是为了害她。她，不过是政府指定为村民注射免费干扰素的医生而已，对疫情毫无责任。

　　可是，她恐惧，尽管她也说不清恐惧什么。那个晚上，在我住的房子门口，她双手勒着我的围巾，竭斯底里地大声哭喊。我本能地双手抓住围巾，拼命往下扯，保持呼吸。我没害怕，竟然很冷静，脑子里还闪过一个疑问，“难道她想勒死我吗？“

　　当地政府没有依法处理这场疫情，用“维稳”的思维来打压和掩饰。他们殴打患丙肝的上访者，要求他们签字承诺不上访。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的第二天，就有村民给我打电话说，公安局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。

　　“维稳”这种东西，会营造一莫名其妙的恐惧气氛，谁都不能幸免，包括政府官员。所以，我理解那个女医生。我对她没有记恨，甚至觉得自己有错在先。有时候，记者的镜头对于别人来说，是冒犯。

　　就这样，神经兮兮，饥寒交迫，数夜无眠。

　　（二）

　　清晨，冰冷的浓雾将整个村子笼罩了，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，像一个神秘的魔幻世界。站在屋子门口，甚至看不清马路对面的麦田。我走进田野，发现白露成霜。

　　在农舍露天的院子里，围着燃烧的柴火，我采访着陆续而来的丙肝患者。我坐在矮小的板凳上，隔着袅袅的青烟和他们谈话，一边红着眼睛，一边敲打键盘。偶尔抬头，能看到院子墙外高大的杨树和清冷的天空。

　　故事的情节雷同，都是关于在2010年至2012年间，他们在村边西头的李俊超诊所输液治病。从2010年开始，村医重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，村民们染上了丙肝。

　　村医李俊超擅长治疗黄疸型肝炎。每个疗程的治疗收费约1万元。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怀疑，他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肝炎病人而起了“黑心”。2013年，村医被起诉了非法行医罪。如今，该案尚未开庭，其犯罪的动机未能确证。

　　重复的情节，寒冷的天气，偶尔会让我不耐心，怀疑自己失去了可以被感动的心性。甚至当一些老人和妇女在我面前哭泣，我也没觉得那是悲痛，只不过是一种痛过之后的忧愁。

　　是的，我来晚了。2012年夏天，悲痛已经发生了。那时候，约7个乡村，共800多人被突然查出丙肝病毒，一种他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传染病。很多人要立即住院，县城医院的走廊里都注满了病人，甚至一张病床，躺着几个病人。

　　当我得知疫情，进村采访，已是2014年1月。肉体的疼痛、精神的焦虑，经济的贫困，歧视的眼光，对未来的忧虑，成为了丙肝患者的日常生活内容。

　　圉镇的经济收入，主要靠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当建筑工人。麦子成熟的季节，他们就回来干农活。忙完后，他们就再进城找工地。老人和孩子，留守在村里，他们看病就近治疗，依赖村医。所以，在杞县的丙肝疫情中，患者主要是老人和孩子。也有部分年轻人感染了丙肝，那是因为他们农忙时得病了，找李俊超看病，曾输液。

　　疫情发生后，很多妇女就不再出外打工，留在家里照料病人。有的年轻男人，得了丙肝，也不出外打工了。在过去的两年，就呆在村里，等着隔天注射干扰素。干扰素让他们变得疲乏，得胃病或者甲亢。他们等着两年后，看病毒能否降下来。如果可以，就能进城找活干了。但是，他们认为，体力远远不如从前。

　　还有一对得病的姐妹，姐姐在开封继续读大学，妹妹放弃了读大学，回高中复读，只为了隔天一次的免费注射干扰素。父母每一个月给姐姐送去干扰素和注射针头。找校医注射，一次要5元。她曾想省钱，学着自己扎针。扎了几回，她还是不敢继续，说“对自己下不了手”。妹妹留在村里，有卫生所的医生帮她扎针，可是，第二次高考的心里压力，让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难以承受。她们的父母对我说，复读后，妹妹再也没有笑容了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他们都很平静地表述。新闻的现场已经没有了容易触动人心的感情宣泄或者场景，我陷于写稿的困恼。张进说，采访时间太短了，才一个星期。起码要半个月的时间，住在那里，了解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，如何求医问药，村医的生存状况。他一再强调要丰富的社会背景，村医生态的细节，要有“厚重感，不能单线条”。

　　可是，我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。我据经验判断，三五天之后，官方肯定会知道我在村里调查疫情。我一个人在那里，无法保护采访资料。有个村民说，你赶紧收集证据，然后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吧，否则杞县的丙肝疫情就出不了这个省份。

　　这是我不能继续深入采访，写出好稿的理由，也是自我开脱的借口。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春节假期之末，我在家乡的小镇写稿，反复看采访笔记，无数次重写文章的开头。那么多的故事，那么多的人物，我觉得顾此失彼。

　　离家前的最后一夜，下起雨来，特别凄凉。我在窗边继续写稿。窗外是宽阔的江水，脚下是一盆冒烟的炭火，我再次红着眼睛敲打键盘。

　　清晨6点多，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竟然在坐姿中睡着了。电脑屏幕，闪亮着刚写完的孕妇患者故事。

　　最后，因版面缘故，她和其他一些人的故事被删除了。

　　她是让我难忘的采访对象。

　　2010年，她在村医李俊超诊所输液治感冒。后来被查出丙肝抗体为阳性，但是没有病毒。结婚前，她把病情告诉了当时的男友。

　　男友没嫌弃，仍然和她在一起。

　　后来，他要和她生孩子。医生说，剖腹产可以降低孩子得病的几率。

　　2012年，怀孕6个月时，她被查出有丙肝病毒。她说，“那时候，已经有胎动了。我从来没想过不要他，情愿这辈子只要这一个孩子。世界上没有治不了的病”。

　　她接受我采访时，我帮她抱了一会儿孩子，一个丙肝抗体也是阳性的婴儿。

　　她向我倾诉了很多，关于被丙肝改写的人生。我没能找到一种想要的感觉，用更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那些人的故事。我自问，是否内心适应了悲剧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敏于感受？锐于发现？还是因为丙肝患者的人生看上去已是那么的平淡，各种疼痛成为了他们已经接受的生存状态？

　　发稿前，我采访了杞县的副县级干部、卫生局局长和开封市的卫生局副局长。那个副县级干部，“老表，这个事情过去两年了，村医也抓了，你还采访干嘛？你说吧，你真实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我想知道，两年了，为什么还没能确定疫情的感染源？”我还继续问了，“为什么，两年了，疾控部门还没做流行病学调查？”

　　他生气地说，“你再这样纠缠，我就挂电话了。”后来，他真的挂了。

　　他比那个副局长好一点。那个副局长在接通电话后，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，“好酒量”，第二句话是回答我的：“我正在开会”。第三句话是，“丙肝的事情，和我无关”。

　　打完电话，我替那些丙肝患者的未来感到悲观。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