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叫李爱平。我记得他的名字。每当想起他的时候，我总会在心里问，他还活着吗？

2009年，我去武冈采访铅污染的事情。有个70多岁的老汉一直跟着我。他不会说普通话，我们几乎无法交流。

等我采访结束后，他把我引到一个村民的家里。屋子破败不堪、空荡无物。在一个角落，一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褥中。

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进博文《湖南初体验之三 矿工的故事》。

“这一次，我见到了在十年前受伤的一名矿工。我不知道那个空房子会躺着一个人。走进去，忽然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在一堆被褥之下躺着。。。。。他叫我进去，知道我是记者后，对我说起他早就想了结的一生。他痛苦地挣扎起身，要给我看看他的脊椎和他已经没有知觉的双腿。

我来不及闭眼，看到了我恐惧的一幕。

后来，这个陌生的男人对着我痛哭流涕，并且在床上半躺着欠身鞠躬。我赶紧上前制止，我想，他弯腰的时候，该多疼啊！他背后，可是两截早已断了的钢板。

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他还是安慰我自己，我用相机拍了那个发黄发皱的判决书。我不知道，除此之外，自己还能做什么。”

那个男人因矿难而瘫痪，矿主拒绝赔偿。他赢了官司，法院却执行不了判决。他拿不到赔偿款。于是，他让妻子把他抬到法院和矿主的家里，用残废的肢体来哀求。像中国很多悲剧的结局，他的维权无果。

为了生存，他牺牲了男人的尊严，让老婆嫁夫养夫。非常不幸，老婆嫁的第二个老公在几年后又死于矿难。

我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瘫痪十年了。可是，他还没绝望，还想着媒体能帮他。

我离开湖南后，他曾常常发短信。语气非常客气，显示了他曾受过的教育。

每次收到短信，我的心情都非常复杂。我曾想过，能否联系湖南的律师，免费帮他申请执行；也想过找熟人，联系湖南法院的领导，问问执行为什么不了了之。

但是，我又找到了让自己解脱的理由，“都十年了，我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个局面吗？况且，我还要去求别人，说服别人同情他。”

后来，李爱平的短信越来越少。我似乎如释重负。但是，今晚，我又想起他。四年又过去了。糜烂的伤口好了吗？他还活着吗？

如果这次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的是他，或者其他我曾采访过的人，我该多自责， 例如那个母亲。

她女儿5岁多的时候，在学校里被一个老男人持刀强暴了。后来，那个暴徒虽然被判刑，但是一年多之后就提前出狱了。

女孩的父母不甘心，要告学校，没告赢。最后，遭受学校报复，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无法在当地上学。

女孩从5岁长到11岁了，其弟弟妹妹也长大了，天天在家里眼巴巴地看着愁苦的父母。女孩对弟弟、妹妹说，“你们不要去学校读书啊，学校有坏人，坏人会拿着刀追你的”。

2009年我在湖南采访的时候，那个母亲把女儿带给我看了。我很难过。但是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难道根据她的申诉材料，把当年的强奸案再核实调查一下，写个报道，旧闻重提，就能帮助她了吗？

前几天，我采访唐慧的时候，又想起了那个上访母亲。4年前，她曾经想来北京，让我带她去教育部上访。我说，每天到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了。她的申诉材料只会石沉大海。孩子那么小，上访会把一家人的未来都毁了。后来，我也写了博文《平民的苦难》。

写出来，只是缓解内心的自责和不安而已。对于那个悲苦的家庭，毫无帮助。

我作了母亲之后，才体会到孩子是自己的命。当孩子被侮辱、被伤害，那是母亲锥心之痛。

我对唐慧说，佩服她的理性,坚持6年，用理性维权。绝望和仇恨会把人心扭曲。她回答，作为一个女性，一个母亲，能凭自己的能力把所恨的坏人都杀了吗？只能找法院啊。

是的，法院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首都爆炸事件发生后，一位我所尊敬的律师在网上发微博质问，当冀中星被殴打致瘫痪的时候，记者都跑哪里去了。现在，他在首都机场引爆了炸药，记者才蜂拥而至。

我抚心自问。如果冀中星当年找到我，我会报道他的故事吗？估计通过选题会的可能性很小，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。记得新闻教材有句话，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。

如今，人咬狗的新闻也多起来了。悲情故事天天发生。记者只能根据供职媒体的定位，选择性报道。这是现实，也是自我解脱。

媒体没那么强大，总被扼住咽喉，要和“禁令”赛跑。声音还没发出，新闻就被溺死，这是常态。而且，国家机关的信息不公开，黑暗都被锁在笼子里。那些人总会想出各种既滑稽又无耻的方法来拒绝媒体监督。

他们是无耻之尤。记者的经历告诉我，不要为了理想中的正义牺牲了当下的生活。对此，我承认，自己是个软弱的、不具有斗争精神的人。

我70多岁的舅公是个孤寡老人，房子被强拆，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，流离失所。我在产假期间，在家乡代理他打官司。两审皆输。但是，我不让老人上访。我认为，那是国家对申诉权的虚假承诺，是条绝路。

我亲身体会到，当公权力不公平，绝望的人是那么容易走上私力救济。开庭后，我冲到被告席前，想用尽平生的力量打他一耳光。但是，我居然还有理性，只是狠狠地拍了桌子而已。

乡村父老都问，”你不是记者吗？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曝光？“

“这年头，因强拆而自焚、跳楼、被碾死的人，多的是。我舅公的事情，谁会感兴趣？”

厦门陈水总案件发生后，我采访了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。他说，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。

“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，他们很多人是原来的工农。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。今天，我们怎么能把这部分人抛弃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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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glish version: Why a Reporter Feels Sympathy for an Airport Bomb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