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常常想起马忠琦，想起他的家乡，想起那些丢了土地，房屋被拆，无助无依的农民。

那个冬天，我在宁夏海原县采访政府行政中心搬迁一事。冰天雪地里，回民的农妇用体温温暖我冻僵的手脚，给我做了酸菜土豆面条，让我坐上热炕，盖上毯子。尽管有很多虱子，咬得我全身发痒，但是，我没说。我知道，那是他们能给我的，仅有的东西。

农妇问，面条好吃吗？

我答，只能吃一顿，太饿了，想吃肉。下顿再吃酸菜面，肚子就太寡了。

农妇说，你真老实，没说假话。我们几个月才能吃一顿肉。地被征了，屋子被拆了，出去打工，人家嫌我老。明年连酸菜面都没得吃了。

在村里采访完之后，回到县城。一下车，我就被警车围住了，闪烁的蓝光照耀得我睁不开眼睛。有人叫了我一声“小罗”。当时，我觉得那个声音无比阴森，像来自地狱。

当地政府官员要我交出所有的采访资料。幸好，我提前藏起来了。所以，我可以发表《海原双城记》，以及关于马忠琦案的报道。后来，均遭遇“河蟹”的压力。

可是，农民仍然信任我，信赖媒体的力量。上个月，有人写信告诉我，他们的日子仍然艰难。他们说，不求报道，我抽空把信读完就好。那样的话，让我陡然心酸。

我想不出来，自己还能有什么作为。今晚，就重提一件旧事。

马忠琦，是宁夏海原县一个阿訇的儿子，开了一个加油站，在城外黄土坡下。

2009年，政府要搬到60公里之外的黑城镇。老百姓慌了，三次集体上访。事后，有5人被以“非法游行、集会示威罪”判刑。

马忠琦认为，“县城大事，匹夫有责”，在2010年发表了20多篇批判性博文。当年9月，被国保大队调查；10月，马忠琦被检察院以逃税罪批捕。其辩护律师周泽认为是当地政府“因言治罪”。2011年3月，一审宣判，马中琦应处三年半有期徒刑，罚金10万元；5月，二审开庭，至今未判。

2011年1月4日，老城冰雪纷飞，我在当地采访。海原宾馆的餐厅喜气洋洋，检察长李万刚西装革履，等候电视台的采访，关于该院的精神文明成果。我跻身席间。

餐桌上，气氛愉快，笑容绽放。我思量良久，鼓足勇气，抓住机会侧身提问，“请问检察长，马忠琦的案件进展怎么样了？笑声顿时消失，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
检察长拉下脸，没正眼看我，抬手一摆，提示我别问。旁边的官员也低头摇手，叫我住口。不过，很快，检察长笑容重现，其他人的谈笑附和声也像渐渐涨潮的海水。

一个回落之后，我深呼吸了一下，再次注视检察长，接着问，“马忠琦已经补缴了税款，为什么还要批捕，追究刑事责任？好像不符合刑法第201条的规定？”

这次，检察长生气了，抬头盯着我，“饭桌上，不谈工作。”

我追着问，“我是觉得批捕不正常，另外为什么逃税罪不是由经侦的人来侦查，而是国保大队？”

“你是记者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职业道德。案件的信息不能公开。”

“我觉得我的职业道德没问题，案件的程序性信息是可以公开的。”

“对于这个案件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，我只说一句，我是依法办案。”

“可是，刑法第201条明明规定，补缴了税款的人，不再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检察长脸露怒气。

旁边的副检察长帮忙圆场，“不同情况可以不同处理”

“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，怎么可以不同处理？”

终于没人理我了。席间重新响起海原方言的谈笑声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旁边一个年轻的检察官轻声问我，“罗记者，你也是学法律的？我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，在西安。”

都是学法律的！一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亲切油然而生，我连忙笑着把名片递给他。

检察长突然严厉地用手指对着那个检察官，“你什么都不许说！”

年轻的脸庞低下来，后来，再也没抬起过。拿着名片的手悬了片刻，最后，把名片放在餐桌上。过了一会，又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
我多么希望他勇敢地，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摸样，把名片扔在地上，这样我的心会好受点。

(注：此为旧文，放在自己的博客里，为了不忘记海原带给我的一切感受，好的和坏的。另外，也以此文纪念我和珊珊在河边谈心的夜晚。写这篇文章，是我对她的承诺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