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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法治记者的怯弱

这是周六的上午,在清晨醒来,然后再也没能合眼睡着。我像患了强迫症一样逼着自己去回忆稿件中的细节,因为昨天发的稿件被“网络警察”列为“敏感”。所以,我很紧张。……不过,这种焦虑是无谓的,我知道,因为,稿件已在今天凌晨付印。而且,我昨晚已经很认真地校对过了。

可是,仍然折磨自己,而且,还要折磨部门的“小头目”。当人家依然睡意朦胧的时候,我电话骚扰,异常清醒地“逼着”他和我核对细节,消除心中的顾虑,直到他说,“周末了,自信一点,放宽心休息吧”。

真是神经病啊,我知道的。可是,我摆脱不了。——这是我,一名法治记者在发稿后的怯弱。

在采访中,我也很胆小,并不勇猛,更谈不上犀利,甚至屡有失控的行为。为此,我会在事后自省、自责。

是的,这段时间的案件采访让我内心纠结,我需要在这里作新闻之后的“精神呕吐”。

写到这里,我听着电影《秋日传奇》的插曲,这是很美的钢琴声。当音乐奏起,电影的画面是温暖的壁炉,围炉而坐的幸福家庭,奏琴的美丽姑娘,相爱的情侣。这个画面和音乐是我在心中存放了十年的温暖。

这种感觉像这期《视觉》的一句话,终生爱慕萨特的女子,写信给病老的他说,“这个世纪疯狂、没人性、腐败,可是你却一直清醒、温柔、一尘不染”。

我们这个世纪依然疯狂,没人性,可是,又有谁“清醒而温柔”?

疯人院”的采访故事

4月8日,我在财新网发表了《精神病立法缺失样本:难以飞越的“疯人院”》。编辑说,截至9号的下午两点钟,点击量已经超过了5万,评论有300多条。(杂志稿链接)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chargeFullNews.jsp?id=100133901&time=2010-04-11&cl=115

可是,这是一篇本来不能诞生的文章,因为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曾极力说服自己以及副主编,放弃报道。

2009年,我就知道中石化下属研究院的工程师,陈淼盛被送精神病院13年后猝死。几个月来,我在等待着开庭。一直关注精神病院的强制送治问题,因为我觉得这个制度缺陷让社会没安全感。另外,也有自私的考虑,害怕自己有一天也被送进“疯人院”。

4月6日,周二,开庭前的一天,我约了陈的家属,周三上午,要去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看,希望提前寻找法庭之外的故事,也为稿件寻找感觉。可是,周二夜里,我听说,陈妻也患了精神病,并且在陈入院后第二年,就被火车撞了,一直卧病在床。
夜色中, 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抓住我的心。我害怕看到,昏暗的房子,一堆陈旧的被褥,躺卧的精神病人,充满警惕和惊恐的眼睛。有可能出现的这一幕,将会和我在武冈采访所见类似。时隔很久了,武冈一幕,仍然是我难以卸下的沉重心债,我愧疚于自己的弱小无力。
可是,我想,记者有义务去了解故事人物的命运。我调了清晨的闹钟,要逼着自己去,同时期待第二天能找到同伴共行。整整一夜,在半梦半醒间,恍恍惚惚的。次日醒来,浑身疲软无力。
闹钟响了,很惭愧,我还是找了很多理由让自己逃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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