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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想买房,经过深思熟虑了。我觉得租房挺好的,真的。”

“你这是逃避的、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如果以后你的男人要买房,你应该和他一起战斗!”关系亲密的师姐,苦口婆心地教育我,仿佛我是个背弃了民族的罪人。

“不是逃避,而是我真的没本事。我买不起。战斗是无谓的,我不想最后做烈士。”我说。

“可是,你以后的孩子要上学,难道要他跟着你租房吗?”师姐义正词严地说。

“我的肚子至今扁平,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鼓起来。现在就开始操心,那我太亏了。”我依然顽固。

争论终于在师姐轻蔑的眼神下结束。

火车呼呼奔跑,我无意观赏外景,垂头丧气地趴在胸前的小桌子上,抱头苦想。

想了很久。越想越绝望,忽然发现桌面上有泪水。

这种争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父母以前也对我说,一定要买房,这样才能在城市安顿下来。我总是厚着脸皮辩称,我真的买不起,尽管也会心虚,但是,我一直死撑着。后来,哥哥也说过,如果我把去越南和西藏旅游的钱省下来,一点点储蓄,以后就能买房子。

现在,继续有人希望我是有志青年,投身于“买房”这项最有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。

在北京,我一辈子都买不起房,这真的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论。

根据现在的收入水平和未来涨薪的空间,少吃肉,少喝进口红酒,不看电影,再也不出去旅游,20年后,可能会有120万元的存款。可是,这20年,我会活得很不爽。

怎么办呢?

我后来发明了一个经济又浪漫的理论,并且一直坚持,就是“租房能让人在城市里自由地迁徙”。

肯定会有人说,吉普赛的人会有搬家的痛苦。

我搬过家,当然能明白。不过,我没有收藏癖好,家当不多。如果拿搬家和100万元的首付压力相比,我觉得前者的痛苦只是瞬间的,并且是可以承受的。而后者的压力,因为我讨厌借钱,包括向父母借钱,而变得重于泰山。

也有人说,租房是漂泊的,让人心无处依附。

可是,我觉得,家是因为有温情才是家。我去过有钱人的豪宅,并不觉得那个地方比我现在租来的房子温馨和舒坦。

所有的狡辩,都承认了一个前提,就是我没能力发财。

毕业后,我曾经引以为豪的知识没有充分地转化为财富。本来能帮助我发财的会计和英语,由于荒了太久,也几乎废了。平常采访写稿太伤神了,如果一定需要我开源节流,我只能接受周末出去干点体力活,例如去做“宅急送”之类的。我有个怪癖,喜欢户外的体力活,有阳光,有空气。

除此之外,我想不出,还有什么发财路径。

领导说,只要我好好学习,刻苦钻研,天天向上,总有一天会给我涨薪水的。于是,我换掉床头的《金瓶梅词话》,开始阅读深刻的理论书籍,并且祈祷我们的“财新”快高长大。这样,20年后,我的存款会再多点。

我怕苦怕累,没有远大理想,所以,不是国家的栋梁,甚至连小草的都不是,因为人家小草都能顽强地“一岁一枯荣”。

我只是懦弱地,退到角落里,根据自身动物性的需求去生存,例如温饱、安全、尊严和爱。这是我安全的活法,因为这个世界丰富多彩、奇奇怪怪,容易让人疯狂和迷失。有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,像夏风般扑面而来,温热的,让人骚动的,强而有力的,充满诱惑。我智力有限,无法逐一分析并判断,所以,不敢跟别人走,而是采取了原始的活法。

写到这里,忽然发现,真巧,几年前,有人常批评我,说我活得像个动物。我承认的,因为我更多地思考对个体生命的关顾。我认为,伟大的事业通常要牺牲个体幸福的。古人智慧,不但总结了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而且也写了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。

远大的理想,容易让人燃烧,然后,牺牲成历史上轻飘飘的一缕青烟。

“伟大的、光荣的、远大的、成功的”这些词汇在我从小的教育中反复出现。后来,我忽然发现它们充满欺骗性,让人长大后对自己不够诚实。

前几天在小西天看了一部日本电影,是姥姥和外孙在乡下相依度日的故事。外孙不是读书之材,但是壁球打得很好,做了队长。嘴巴干瘪的姥姥手舞足蹈,“老妇聊发少年狂”,半夜敲商店的门,要给外孙买一对最好的壁球鞋。有一天,外孙准备第二天的考试,半夜不能眠。姥姥过来询问。外孙说,不会写英语也不会汉语。姥姥说,你在试卷上就写,我以后凭片假名就能谋生。

这是日本老电影的特点,例如小津安二郎的作品,通过白描细碎的凡世生活,寻找人性和人伦的回归。

甚是认同一句话,“人不要难为自己,也不要为难别人”。独立自由地追求,力所能及的、诚实于自己的幸福,才能活得心安理得。

所以,如果一个男人非要把我劫持上贼船,要我一起战斗买房。我想,我会哭的。

 

 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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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洁琪

罗洁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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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新法治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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