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笔，记下我的法治记者时光。

2010年7月15日，星期四，夜里，雨天。我再思考了五分钟，写完最后一句的结尾。然后，把《房山“盲井”命案》的稿件发给编辑。那个时候，已经接近凌晨一点钟。

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2010-07-18/100161860.html(文章链接)

编辑在MSN上开玩笑说，我忽悠了他，让他多等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我只回答了五个字，“我也没办法”。那时候，累了，不想解释，我花了一些时间删减血腥的文字，精简故事。我不想文章污染读者的心情。

站起身，欲离开，才发现办公室一片寂静，空无一人。走出温特莱中心，清凉的空气迎面扑来。盛夏之夜，偌大的京城，竟然水雾温柔。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，但是，我不敢走过去，害怕那是蓄意的等待。估计，案件的恐怖当时还残留在我的脑海。马路上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候车。心情很平静，有完稿后的轻松。

我很喜欢夜里在北京坐出租车，夜色如水，犹如卸妆后的戏子。没有对话，没有注视，只有收音机在撩动人心。我喜欢收音机的声音，特别是在黑夜里，人可以放肆地放飞灵魂。诗人阿多尼斯说，“我听不到肉体谈论灵魂，可是我却常常听到灵魂在讨论肉体。”

在写这篇稿件之前，编辑跑过来提醒我，不要写得煽情。其实，他并不了解我。我对这个案件，当时还没特别的感觉。千古年来，谋钱害命的事情多着呢。我并不义愤填膺，而是冷静，这也不意味着冷漠，因为，我早已经明白，世界是多元化的存在。

最后，是案件中的违背人伦的细节触动了我。婚姻和亲情本来是人性中很美好的东西，可是在本案中，却沦为工具。如果连亲情和婚姻都不再温暖，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多么孤独和空虚啊。

去年就有媒体报道，在四川凉山州雷波县，有人养着智障者，称之为“娃子”，把他们带到全国其他地方，残忍杀害，伪造矿难。他们也很坏，坏透了！坏得让人心颤抖。

我们现在这个国度，常常让人感觉到悲凉的黑暗，与其说是无边无际，毋宁说是无孔不入。

有一次去采访，对方说，你以为你是谁?你只是个小记者，你以为你能知道真相吗？能改变这个国家吗？“是的，我只是个小记者。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相。我也改变不了这个国家，一个国家的有限进步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”我回答说。那次采访是失败的。对于被拒绝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但是，那天我还是生自己的气，站在西直门地铁口，骂了自己一个小时的“笨蛋”。

     在做房山这个稿件的初期，也是被拒绝。所以，这篇稿件的诞生是意外。

越来越觉得做新闻像买彩票，并非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。有一些新闻，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放手。现在，法院通常的做法是，挑选一个小法庭，事先安排人员把旁听席位占满。事后，在官方网站发一条新闻通稿说，“被告家属和多家媒体旁听了当日庭审”。重大案件中，大多数的被告认罪态度良好，可是谁也不知道其幕后的辩诉交易。我想，这是“关门反腐”，解决内部矛盾。

2004年，电影《盲井》出品，讲述残害生命，谎称矿难，勒索矿主的故事。尽管该电影改编自小说，不过，我相信那是真实悲剧的再现。该电影被禁播，这并不让人意外。

2010年，北京市房山区发生了现实版的“盲井案”。北京市官方禁止报道，不让宣传，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。

两事相隔六年，政府的态度还是没变。

2010年5月，检察院公诉到法院。6月，编辑部安排我盯这个选题。我一直等着法院开庭审理。

7月9号，星期五，我在天津塘沽采访另外的题目。我在车里给法院打电话，依然记得，那时候，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模糊，分不清是水雾还是灰尘。法院的人说，开庭时间尚未确定。

7月13号，星期二，我回到北京。再次给法院打电话，对方说，已经开完庭了，不知道是哪一天。并且说，不能透露任何案情，本案不能宣传。

后来，通过其他方法有了采访突破。

每次当我听到公检法的人说，“这个案件敏感，禁止宣传”时，有种感觉，就像被人从背后突然用胶布封住了嘴巴。

我很想问他们，“你们究竟在害怕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