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久没写博客，是因为我对2011年的开篇之作很挑剔，总想找到一种特别的感觉，为一个特别的故事而下笔。

这种感觉，就像年轻女子幻想未来夫君一样，一定要爱啊，灿烂明媚、销魂蚀骨的爱，要像野玫瑰一样怒放。若非“我为卿狂”，誓不结婚。

可是，大部分故事的结局都不是那样的。城市那么大，可以触摸的世界这么小。一咬牙、一狠心、一闭眼，9元钱一交，红艳艳的结婚证就落你手里了。感觉到重量的存在，芳心就不再在云端了。

昨晚，天很黑，风很大，和朋友告别后，一个人走进大望路地铁口。隧道里传来流浪歌手的歌声和吉他音乐。那一刻，让人产生了找人相依为命的渴望。我随手掏出手机一看，有未读短信，“你好吗？罗记者，我很想念你，***”。短信有落款，可是，我完全想不出那是谁。

短信太动人了，我简直是毫不迟疑地给对方回了电话，我相信听到声音之后总能猜出来的。

电话的另一端是女人，我喊了一声她的名字，然后说，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

她说，“你那边有人在唱歌，是吗？”停顿了一下，她接着说，“我开始工作了。单位让我继续上班了。”

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是她，那个精神病患者。春节前，她害怕家人把再她送进精神病院，就从单位不辞而别，逃到北京，向律师和媒体求救。我一直关注“强制送治精神病院”的话题，深知伦理之复杂和制度之恶劣，所以就去西单见了她。

那是寒冷的冬天下午，我还记得，风也很大。我们约了在君太百货门口见面。未见面时，我在电话里喊她李小姐。可是，见到她的时候，我怔住了。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，简直没有女性特质了。头发是自然卷的，即粗又硬。脸上皮肤很粗糙，有明显的斑痕。她时刻保持警觉地四周扫视，紧张地抱着一个袋子，好像很多东西，满满一怀抱。我有点忘了，不过，仍然记得我和她握手了。

我带她去了马路对面的肯德基，都点了一杯饮料。她坐下后，用很小的声音和我说话，仍然保持警觉，提防着邻座的人。

她说是大专毕业的，在司法机关工作，但是，属于非业务岗位。她这几年来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很多次了。每次进去，一关就好几个月，还要接受电疗。据说，电疗会磨损人的神经，让记忆力渐退。另外，还会被强制吃药打针，那些东西会让女人生理紊乱，月经停止，手腿长毛。

我问她被送精神病院的原因。她说，她觉得她的父亲不是她的亲生父亲。所以，她一直要求DNA鉴定。

我问她，为什么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父亲呢？

她说，从懂事开始，她父亲就开始窥视她洗澡，换衣服，想得到她。

“他对你有语言还是行为方面的表示？”

“是行为”，因为工作后，父亲不让她在外面租房子，非要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。她认为，这表明他想长期占有她。”

“你和母亲说过吗？”

“说过了，可是她也很坏。她经常把我骗回家，然后她就去厨房干活，让我单独和父亲呆在一起。”

 “那他欺负过你了吗？”

 “没有，因为他知道我会反抗。”

 “你有姐妹吗？”

 “有一个姐姐，但是，她肯定是我父亲和其他女人生的，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。她让我从了”

“她怎么说让你从了？”

“她说，爸爸都那么老了，你可怜可怜他吧，不要去单位到处说了。”

 “让你可怜爸爸，不是说让你从了啊”

 “他们买通了省里的公安局，做出DNA鉴定结果说我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我还想偷他的头发，再去做一次鉴定。我觉得，他们肯定是谋杀了我的亲生父亲，我不是他生的。”

  听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再也喝不下饮料了，很想离开，她的逻辑很强大，很固执。我对那个奇异的世界忽然感到害怕。

但是，她还在诉说，她说她很难过。我继续听着，注视着她，她像一个刚从黑房子走出的人，敏感、胆小、、多疑和警觉。她一边说话，嘴角一边冒出白唾沫。我发现，她的逻辑很固执，但是并不严密。

她说很害怕回到家乡那个城市，一辈子就被他控制了。但是，她身上没什么钱了。逃来北京很多天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。

我劝她赶紧回去，一定不能丢了工作，必须独立谋生。另外，以后不要四处说她父亲的事，那样会促使她再次入院。

她像个怯弱的孩子，无助地看着我。我装出一副很有见地的样子，坚定地说，你一定要回去，他们肯定不会再送你进精神病院的。 

她说，真的吗？他们万一再强迫我进去怎么办？我害怕吃药，也害怕被电疗。你说，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？我听新闻说，桑兰和她保姆不好了。我去找桑兰，说给她做保姆，可以吗？

我看着她，重复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不要留在北京，你找不到工作的，桑兰已经找到新保姆了。你回家吧，我让律师给你父亲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如果送你进去，会有法律后果的。他就不敢了。

我不敢说，你要相信父母是不会害孩子的，血浓于水。看着她充满恐惧的眼神，我想象到那个遥远的城市，那对年迈的父母。

后来，她忽然站起来，要去买冰淇琳。她说，每当胸口闷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吃个冰的东西就能喘过气来。她坚持要请我吃。

她说话的时候，眼神有点涣散，嘴角也始终有白唾沫。我吞不下冰淇琳，一直握在手里。她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吃啊？

我抿了一口，可是觉得胃都顶在心头了。我突然想起我和她握过手，想去洗一下，却为那一刻不自觉的恶心感到自责。

我看着她大口地吃，心里盼望冰水能融化她心中的块垒。她也是个人啊，只不过是活在她自己世界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她无数次重复同样的一个逻辑和她坚信的事实，然后就变得坚不可摧。

其实，她的恐惧难道不是很多女生在成长的时候都会有的吗？只不过，她没遇到合理的引导，无法化解，这辈子就变成这样了。在我们这个国家，缺乏心理辅导和情感的教育，肉身生命都卑微无助，更逞论精神？

后来，我们是在地铁站里分手的。我着急去另一个地方赴约。地铁人潮汹涌，我回头搜寻了一下，她警觉胆怯的身影很快就被拥挤的人流冲走。也许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，很多采访对象都是这样。

我莫名其妙地觉得难受。地铁呼呼前行，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，说有急事，问她下班回到家了吗？她问我怎么了。我说，很想找个地方洗个澡。

那个晚上，我和律师沟通，请她一定要给那个女子的家人打电话沟通，不要再送她进精神病院了。她没有自残和攻击他人的倾向，为什么要把她毁了呢？

记者的生活像在白纸上涂鸦，新的笔画很容易覆盖旧的。萍水相逢，分手时说再见，其实心知不可能再见。

可是，昨晚突然听到她的声音。我仿佛又看到她那双怯怯的、对我充满信任的眼睛。她又问我，罗记者，你说，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？

我忽然激动起来，站在地铁口的扶梯旁边，大声说，“你不要来，千万不要来北京，就在家乡好好工作，会好起来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们在北京都过得很艰难的，不容易。”我要让她知道城市的险恶，不想北京多一个乞讨妇女。

她问，“真的吗？”我再次坚定地对她说，“真的，你相信我。”

不记得我是如何挂了那个电话，只记得泪水像珠子一样扑簌簌坠落。夜里的地铁，除了我，只有流浪歌手在寂寞地唱歌，“眼泪差点翻坠。我用酒杯防卫，乾掉这一杯，我和你今生无交界。。。。。全世界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。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。。。。”

风很大，把我裹住了。我恍惚了，往隧道里走了几步，又走出来。走出来才发现，走错了，我是要回家。

 我过去问歌手，“你唱的歌叫什么名字”。他翻开琴谱说，“女人的选择”。我往地上的吉他袋子里放了五元钱。那是我给流浪歌手最慷慨的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