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号那天，我要赶到另一个尚未被政府承认的铅中毒现场，司马冲镇。

睡了3个小时后，挣扎着起床，赶着8点钟警察和官员上班之前进村。

在公路上，远远地看见村头有警车停驻，一群干部模样的人已经在路边和正要堵路的群众交涉。

于是，我跨过水稻田里的水沟，绕路进村。

后来，在一户人家的屋里停留。不多久，有两三个村民进来，对我说起包车带孩子进城做血铅检查，但是被政府追堵的故事。

他们一进来，就把前面的门窗都关了，只开着后门。那样的采访像革命年代的地下党工作，昏暗的屋子里面警惕、兴奋和紧张的气氛随着烟草的火光忽明忽暗。他们抽的是用白纸卷起来的乡下烟草丝，那些味道极其浓烈。那几天，我觉得肺都被熏疼了。

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很年轻的男子，尽管已经有两个小孩。他的模样很好看，鼻子高挺，眼睛明亮有神，一脸的英气。那是在这次采访中让我最愉悦的一幕。

他说，去到长沙的医院，医生迫于政府的压力，不敢给他们做检查，搪塞说仪器坏了。于是，跑出医院门口，转一个圈又跑进去说，医生，我去看了，仪器修好了。就这样，这个机智的父亲争取到给孩子做血铅检查的机会。当政府开着六辆车在凌晨一点多到他们家里找人的时候，也是他机智地引走“敌人”。

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欣赏，说，“你好聪明啊”。

被我表扬了之后，他就兴奋起来了，绘声绘色地继续说起那天半夜的出逃。而我也被他自豪的情绪感染了，我觉得我们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农民就有希望了。

正当我们都亢奋的时候，忽然，门外响起急促并沉重的敲门声。

屋里的人惊慌起来了。有人赶紧警惕地趴到门缝看，其他人则叽里呱啦地对着我说话，用手指着后门。我听不懂当地的方言，根据他们的手势冲到后门。但是，他们又示意我停下来。我一脸无辜并且慌张地看着他们，弄不明白究竟他们要我关后门，还是要我从后门逃出去。

后来，敲门的人进来了。我问他是否村干部。他说，只是普通老百姓。旁边的一个妇女说，他是她爸爸。于是，我放松戒备，继续和村民谈话。

没多久，那个好看的男子站起来，很冷静并且坚决地小声对我说，“你走吧。现在就走”。我问，为什么？他用眼神示意，刚才进门的那个人正在后门给村长打电话告密，因为我听不懂方言，所以竟然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。

于是，我再一次撒腿就跑。

我一路狂奔出村口，然后跳上一辆我平常不敢坐的三个轮子的“蹦蹦车”。在车上回首，看见刚才的村民站在门口眺望着我。

当天晚上，有个陌生的老婆婆打我手机，用方言说了很多话，但我只听明白一句，就是“你有没有受到委屈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