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疯人院”的采访故事

4月8日，我在财新网发表了《精神病立法缺失样本：难以飞越的“疯人院”》。编辑说，截至9号的下午两点钟，点击量已经超过了5万，评论有300多条。（杂志稿链接）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chargeFullNews.jsp?id=100133901&time=2010-04-11&cl=115

可是，这是一篇本来不能诞生的文章，因为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曾极力说服自己以及副主编，放弃报道。

2009年，我就知道中石化下属研究院的工程师，陈淼盛被送精神病院13年后猝死。几个月来，我在等待着开庭。一直关注精神病院的强制送治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制度缺陷让社会没安全感。另外，也有自私的考虑，害怕自己有一天也被送进“疯人院”。

事实证明，我还是过于乐观了。

法院的人说，要事先带上单位介绍信、记者证等去法院备案，提前建立上稳定联系，然后才能以记者身份旁听。另外，拒绝我以公民身份旁听，理由是我是记者。我很困惑地问，“难道记者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吗？”

记者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——我只能这样去理解法院的解释了。后来，我被法官请出法庭了。

接下来，我在法庭之外采访了被关进“疯人院”的陈淼盛的哥嫂。他们对我说了陈的故事：“文革”的迫害、妻离子散。接着，我还打电话采访了曾经治疗过陈的医生。

初步采访后，我判断，陈是一个被遗弃的精神病患者，被家属、被社会、被历史。

休庭的片刻，我又进去法庭努力争取了一下，但是，无果。我深感挫败，很难过，如果不能进入法庭听到被告的辩解，那么我这个报道就会不够平衡，写出来，也会有硬伤。

我很固执地解释，副主编基本被我说服了。顿时，我如释重负。没有发稿压力了，但是，还是舍不得放弃新闻现场。一直在法庭外等待。那几个小时，西北风卷着沙尘袭击我带着隐形眼镜的眼睛。

庭审结束了，法官出来。我上去问，为什么不能真正地公开审理，这不涉及三类秘密。作为公民，我觉得自己有权旁听的。

“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旁听需要院领导批准”，法官义正词严地说。一种情绪强烈地涌上心头，我不服啊。但是，她走了，不回首，不侧目。

“法院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审理案件啊！”我对着她远去的背影大声喊。喊毕，我忽然清醒，“我怎么那么泼啊，像泼妇了”。失控了，这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，“当对方不注视你，背对你的时候，立刻闭嘴”。——我开始自责。

剩下我一个人，站在露天小院子里，踢着脚下的地板，我苦笑了。嘲笑自己，老想为别人呐喊，而自己也只是一个小记者而已，基本的采访权利都得不到保障。

后来，陈的嫂子对我说，他一个多月不洗澡不洗脸，走在首都的路上，“会影响单位形象和北京的市容”，所以，应该关进精神病院。这些话让我心寒，我重新怜悯了已经不在人世的陈，怜悯了经历过“文革”的生命，另外，还夹杂着那一刻的自怜。

于是，我打电话对编辑说，我要写这个稿件，并且第二天就能交稿。

我认真地查看了陈淼盛13年来的病历，最后，形成了对稿件的定位判断。另外，我还发现了，陈淼盛尽管“疯”了，但是，一直牵挂并且深爱着，和他前妻所生的女儿。他有个梦想至死不能实现，就是要把他的收音机给女儿。他一直喊着要出院，“因为还要养孩子”，要每月给女儿寄抚养费。并且，还了解到，在陈的遗产纠纷中，前妻向法院提交声明，她和女儿不参与他的遗产继承。

我想，那个已经30岁的女儿，如果她了解真相，应该给自己的父亲上坟磕头。那是一份多么深沉多么珍贵的父爱啊，尽管他被认为是“疯了”。

周三夜里，我独自在灯下敲着键盘，写到最后，我忽然发现自己脸上有泪，不知道是因为眼睛的疼痛还是内心的难过。笔落文就，准备更衣就寝，抬头一看，窗外天色已亮。

周四，醒来后，吃午饭。咬了一口软软的猪蹄，病历中反复出现的“大小便正常”等字眼忽然袭入脑海，一阵恶心，几乎呕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没了胃口，吃不下东西，也睡不好。

周五，即将发稿付印。心里又开始焦虑。于是，我又跑了很远的路，把13年的病历再次翻阅。经过类似强迫症的查究，终于不怕出错了，但是，元气大伤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拒绝写稿，不看新闻，也不想新闻。

周日，花了两百元，从西单抱回一只毛绒狗狗，放在床头，希望重新找回，我一直很享受的幸福感。

（第一集，待续）